少小无知的时候，我曾经想拼命地逃离我姐。

我和姐的性格恰恰走向了两个极端。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辈子温良敦厚，我的性格从头到脚都遗传了父母，而我姐却遗传了我姑，性格泼辣。

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姐弟出门，半道上遇见多年不见的故人，人家见了我，便抚掌而笑说:“啊哟！你儿跟你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见了我姐，则啧啧连声，说:“嗐！两个老实巴交的娘老子怎么生了这么个活跳的姑娘！”

我静若蚹蠃，姐动如脱兔。

我禀性怯懦，姐生来恶躁。

在姐眼里，我除了念书还行，做什么事都不行，在我眼里，姐除了念书不行，做什么事都行。

我只知道，小时候，无论是插秧还是割谷，我姐的手脚之快，在湾子里的伢们中间是首屈一指的。

而我不知道的是，正因为能干，我姐才过早地帮年迈的父母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尝尽了世事之苦辛。

性格内敛的人，心中的爱是一滴一滴的，如绵绵春雨，润物细无声。

而性格外向的人，心中的爱是大块大块的，这种大块大块的爱常常让人不易明白，等你明白的那一刻，却如火山暴发，瞬间将你淹没。

小时候我很难将我姐与“爱”这个字联系起来，她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凶”字。

一动一静，一快一慢，姐弟俩截然相反的性格注定了这辈子是天生的冤家，我和她从小龃龉不断，父母总有审不完的案子。

小时候，我不愿意和我姐待在一起，因为我的眼神与她的眼神一旦对上，便会触发任务。而我最怕的便是被我姐逮住，去给她打什么下手，那时我只想拼命地逃离。

我姐像个永动机，永不停歇，她不是在扫地，便是去割猪草，放下这，便是那，放下那，便是这。

可我是个安静的人，我姐一见我坐着，便会指使我做这做那。

姐大我三岁，这三岁如同一座大山，姐在山顶，我在山脚，整个童年时期我都在努力地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于是对我姐只得仰望。

我始终处于被我姐领导、指挥和掌控的地位，哪怕父母吩咐我和她协作做一件事情，起初我俩的角色是平等的，但做着做着，原本平等的地位便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倾斜，她一准成为了那个荣耀的主角，而我一准成为了那个卑微的配角。

譬如，在我的家乡，那片位于梁子湖岸边的濒湖平原上，祖祖辈辈都以稻草、麦秸炊火焐饭，人们将草绞成一扎扎如同“8”字形的草靶子才便于塞进灶洞里去，而这项工作必须两人协作才能完成——每次我和姐去绞草靶子。

我姐必定是那个端坐在椅子上放靶子的主角，而我必定是那个握着绞棍时进时退的跑腿的配角。

再譬如，夏夜，姐弟俩沿着家乡的九十里长港捞虾子，我姐必定是那个将象征着权力的捞网紧握在手中的主角，而我必定是那个腰间系着父亲编的扁箩，手上擎着用罐头瓶和蜡烛制成的简易灯笼的亦步亦趋的配角。

整个童年时期，我做梦也想做一回主角。偶尔，趁我姐不注意，我也窃窃地抢了椅子去放靶子或抢了捞网去捕虾子，却因笨手笨脚，很快便被我姐从主角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我不单做不了荣耀的主角，便连这配角也受尽了委屈——谁叫主角是个急脾气的姐呢？

白天绞靶子，靶子断了我姐怪我绞得太快，靶子散了我姐又怪我绞得太慢；夜晚去捞虾子，灯笼擎得近了我姐嫌我碍手碍脚，灯笼擎得远了我姐又嫌我不长脑子。

然后，我姐还会瞪着铜铃大的眼睛第一百次地吼道:“蠢似一头牛！”

是啊，整个童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头笨牛，牛鼻子里穿了一根缰绳，被我姐牢牢地牵在手上，我每次想挣脱，却永远也挣脱不了。

我知道，这根绳，是我姐施于我的来自基因的牵制，而我不知道的是，这根绳，也是父母赐予我俩的甩不脱、斫不烂、斩不断的血缘。姐弟之间的这根线，是上天精心预谋好的，小时候的拉扯与纠缠有多激烈，长大后的羁绊和绞接便有多深。

好不容易告别了童年，我到离家十里地的中学去住读，以为从此终于摆脱了我姐的牵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兴致勃勃地从家里出发，跨过一座平桥，沿着蜿蜒曲折的九十里长港走到余家渡口，再横穿一座湾子，进入一片荒无人烟的幼林，便见一所用废弃的毛皮厂改造的屋瓴漏雨、扃牖透风的中学了。

说来凑巧，我在那里待了三年，三年过后我前脚毕业离校，后脚这所荒野里的学校便拆除了，徒留一片废墟。这令我联想到四十年后一件同样凑巧的事情，一个孩童从六楼坠落，正好被地上开商铺的大爷的遮阳伞挡了一下，居然毫发无损，而此前这位大爷在那里开了二十多年商铺，从没撑开过那把遮阳伞。

他之所以在那里等了二十六年，似乎就是为救这个孩童的。

而四十年前那所摇摇欲坠的学校，之所以坚持不颓，似乎也是为了等我，冥冥之中也许一切上天早有安排。

这是那个年代家乡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所学校。而我心里起初并不觉得苦，只是像一头脱缰的牛一样，感觉一切皆是那么新奇与欢忻，因为我再也不用睡在容纳一家四囗的那张大床上了，再也不用和我姐抵足而眠，然后我冰你一下，你蹬我一脚，将家里的床单蹬得破破烂烂的了——我终于拥有了一张可以自由地翻滚的单人竹床，尽管我常常在睡梦中咚的一声连人带被子从床上滚下来。

十三四岁，正是生长发育最为旺盛的青春期，然而那个年代，我们的母校尚不能提供新鲜的菜蔬，同学们只能每个周末回家背两瓶用罐头瓶夯实的腌菜到学校来，充当整整一个星期的下饭菜，而这样的“腌菜罐头”，整整陪伴了我们三个年头。

我的父母尽了最大的能力，哪怕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也要想方设法保证我的腌菜供应，这在当年菜圃不多的农家是极为不易的。

有个同学家庭困窘，一度断供了腌菜，只能以腐乳度日，腐乳蘸完了，将空瓶子灌水晃荡晃荡，再充当拌饭的咸汤将就多日。

然而，即便如此，他也算得上是幸运儿，因此那个年代，由于分田到户，劳力短缺，绝大部分孩子只读完小学便辍学回家，帮父母分担起了繁重的农务。

每个湾子能继续上中学的孩子凤毛麟角，而这每一个幸运儿的背后，都有一双双布满了厚厚的胼胝的大手与小手奋力的托举。

我那时吃得最多的是用家乡最为高产却又最难下咽的萝卜叶做的腌菜，日子一长，最初的对于逃脱了我姐的牵制的庆幸便渐渐减消，而疯长的身体对于别样的菜的馋念却日益增长起来。

于是同学们之间互换腌菜，我吃倦了的萝卜叶，别的同学却大快朵颐，而别的同学吃腻了的苕藤叶，我却甘之如饴。

有一个周末，我照例回家去背“腌菜罐头”。

这次，给我装菜的不是动作笨拙的母亲，却是手脚麻利的姐。

而我姐这次给我装的居然不是萝卜叶做的腌菜，而是她亲手做的满满两罐头瓶大块大块的色如玛瑙的红烧肉。

此后四十个春秋，对于这大块大块的红烧肉的味道，我再也无法逃脱了。

江南好，写于乙巳季夏之廿五，发布于廿七